人物名片

周秉建

周秉建，周恩來的侄女，出生于1953年。1968年8月，16歲起她插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寶力格大隊和西烏珠穆沁旗吉林高勒公社阿拉坦圖大隊。

1972年，她回到北京探望伯父，伯父認真地和她談起了婚姻問題：:"你能不能找個蒙古族青年呀?過去王昭君不就是做了蒙古族人的媳婦了嗎，蒙古族小伙子是很不錯的。"周秉建記住了伯父的這番話，也是天賜良緣，后來她遇到了蒙古族青年拉蘇榮，與他結為夫妻。

1975年周秉建被推薦到內蒙古大學中文系蒙文專業學習。大學畢業后再次回到牧區旗縣工作。1994年夫婦二人調北京工作。財政部離退休干部局巡視員。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周恩來與弟弟周恩壽的全家福

周秉建的特殊家信

　　文革時期，周恩來侄女周秉建寫自草原深處的家信，引發了中央對內蒙古“挖肅”運動“擴大化”的高度重視，成千上萬因此受創的人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其中也包括她未來的人生伴侶——內蒙古長調歌王拉蘇榮。

　　“那時候沒有攝像機，也沒有照片留下，只能靠腦子回憶。但是回憶這種事情，不為別的，就是像這種對一個民族造成巨大傷害的事情，不能再讓它發生了。”拉蘇榮鄭重地告訴記者。

　　拉蘇榮和內蒙古自治區同歲。1947年6月的一天，在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原杭錦旗的草原上，懷有身孕的母親正在放牧，突然感到腹部劇痛，急忙跑到盛開著黃花的檸條間，生下了兒子，后給他取名“拉蘇榮”，即 “天智”的意思。

　　2010年，是拉蘇榮從藝50周年。作為內蒙古第二代長調歌王，人們說，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都聽過他的歌聲。

　　“我們這些內蒙朋友經常有聚會，多數時候會聊怎么將我們內蒙古的歷史文化傳承下來，我們老祖宗的東西不要丟了。但是一說到‘內人黨’，一說到父母親，大家都不說話了。這場災難留在人們心靈中的東西太重了，太沉了，大家都不愿意沉浸在那種情況下，過去的東西都過去了。”拉蘇榮對記者說，“有兩件事跟我有密切的關系，一是在挖‘內人黨’的冤假錯案中，我父親被迫害致死。另外一件事，是我的妻子周秉建給總理寫信。”

　　周秉建是周恩來的侄女，當時她還是內蒙古草原牧區的一名插隊知青。在寫給伯父周恩來的家信里，她提到了內蒙古的“挖肅”及相關事件，這引起了周恩來的高度警覺。

　　“內人黨”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簡稱。它成立于1925年，曾接受共產國際領導，解放前夕發表《內蒙古人民解放宣言》。“內人黨”中的一部分，在烏蘭夫的領導下，轉入中國共產黨，由民族主義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繼續革命。歷史上的“內人黨”到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不存在了。而在文革的癲狂年代里，“內人黨”卻不幸成為了一場特大冤案的導火索，被誣為一個有計劃、有綱領、里通外國、專搞民族分裂、破壞祖國統一的反革命組織。

1956年10月，周恩來與（左起）周秉華、周秉和、周秉建、周秉宜、周秉德在西花廳院內

　　草原深處未能幸免

　　1960年代后期，文革的狂飆已經席卷全中國，草原深處也未能幸免。

　　1966年5月，內蒙古黨政軍一把手烏蘭夫作為資產階級當權派被打倒。內蒙古各造反派魚龍混雜，派系林立，局勢陷入混亂。1967年4月，中央決定派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緊急前往內蒙古執行支左任務。

　　二十歲的拉蘇榮剛從內蒙古自治區藝術學校畢業不久，進入內蒙古自治區直屬烏蘭牧騎文藝宣傳隊做了一名歌唱演員。此時拉蘇榮的老師、內蒙古第一代長調歌王——哈扎布，也被以“特務、叛徒、民族分裂分子、烏蘭夫的黑爪牙”等等罪名關入監獄。

拉蘇榮回憶，“哈扎布被抓走的時候，他家里的唱片被造反派隨地亂踩，灑了一地。我的專業老師昭那斯圖聽說后，連忙從被扔掉的唱片中撿了一些回來。”在哈扎布入獄的漫長十年里，拉蘇榮常常將自己關在家里，反反復復地聽學這些唱片。哈扎布出獄之后，聽見拉蘇榮的歌聲眼含熱淚，鄭重收他為徒。

　　1968年，滕海清發動了 “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的 “挖肅”運動。“草原遍地都是‘內人黨’”“‘內人黨’是烏蘭夫的暗班子”，1968年秋，這樣的講話和標語散布在內蒙古的各個角落。

周同宇一家

　　“黑色的線”

　　周恩來的小侄女周秉建并不曉得草原上翻天覆地的變化，她決定去內蒙古草原插隊落戶。

　　1968年8月6日下午，周秉建來到西花廳，跟伯父和七媽鄧穎超(周恩來在家族中排行老七)告別。此時周秉建初中剛剛畢業，文革風浪中，總理的親屬也不能幸免。周秉建的父親，也是周恩來的小弟弟周恩壽不久前以莫須有罪名蒙冤入獄。

　　“當時家里是兩個極端，伯父是受人尊敬的總理，但父親卻受迫害被抓捕入獄，我想我更應該好好地表現自己，向工農學習，改造世界觀，做一名普通的勞動者，當時就是這么樸素的革命動機。”周秉建對記者說。

　　周秉建的決定事先并未與長輩商量，來得有些突然，但仍然得到伯父和七媽鄧穎超的肯定和贊許。他們特地為小侄女加菜餞行。

　　周秉建和另外19名知青，一起被分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寶力格大隊，牧民們熱情地歡迎了這些從北京來的孩子們。“到達旗里的時候，我們很興奮。旗里有組織地來迎接，武裝民兵們騎著馬背著槍高舉著紅旗，很威武。鎮里大概有100多個漂亮的蒙古包排成正方形，都插著國旗，很是威嚴。”后來周秉建和知青們才知道，就在他們到來的前一天，在旗里剛剛結束了一場全旗的“挖肅”現場會，這100多個蒙古包就是為會議準備的。這是周秉建第一次聽見“挖肅”這個完全陌生的詞兒。

　　周秉建感受到了與北京不一樣的氣氛。在一次大隊開會學習的時候，大隊革委會主任告訴他們，大隊共23戶人家，只有三戶是紅色的好人家，其他牧民都是黑線人物。“我那時不知道‘黑線’為何物，到了牧民家里，還在找黑色的線。”周秉建回憶。

　　有時候大隊領導會帶著知青們去牧民家里進行形勢教育，在坐下來等喝茶時，領導悄悄告訴他們：這戶人家在外蒙古有親戚，他們要等外蒙古打進來時，就會進行內應，要對他們保持警惕。“但當時就覺得這個不正常，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團結95%以上的干部’和‘團結95%以上的群眾’的思想。這些不明白的地方我也都寫在給伯父的信里了。”

　　結果，這些無意中透露出的信息，引起了周恩來的特別關注。周秉建對記者說，“伯父就從信中知道內蒙古的‘挖肅’問題已經牽涉到了最基層的牧民身上，也意識到有人在向他封鎖消息。”

周恩來夫婦與周秉建

　　內蒙古之殤

　　彼時的內蒙古其實已經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當時挖掘“內人黨”最有效的辦法，是對嫌疑人實施車輪戰，導致一個人最多可以咬出好幾百個嫌疑人來。當時有某領導建議，只要有三個人指認，就可被定為“內人黨”。

　　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拉蘇榮所在的烏蘭牧騎(當年活躍在內蒙大草原上的一支紅色文藝宣傳隊)“挖肅”進行得極為徹底。“整個烏蘭牧騎總共只有十來個人，就有三個老同志被定為‘黑線人物’，昨天還在一起演出，第二天就變成‘階級敵人’了。”拉蘇榮回憶，“我的馬頭琴老師叫色拉西，他是個大胡子，銀白的胡子。造反派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揪，因為他年事已高，經不起折騰了，結果就被斗死了，他是我們蒙古族歷史上很有名望的音樂人。”

　　拉蘇榮的蒙古長調專業老師昭那斯圖也難逃此劫。拉蘇榮告訴記者：“有個作曲家叫通福，也就是創作《敖包相會》的作曲家，造反派抄他家的時候發現一個黃綢緞，上面簽了很多人的名字，那實際上是通福老師結婚時的簽名簿，結果被造反派認作‘新內人黨’的聯絡名單。那上面就有昭那斯圖老師的名字。”昭那斯圖因此被關進了學校的黑屋，受到造反派的拷打審訊。

　　拉蘇榮的父親不久也遭遇不測。拉蘇榮的父親是喇嘛，他早年在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等地布經傳教，精通蒙、藏、漢和印度四種語言，后取得佛教“格西”(學者)地位。因為常常去廟里講經，并接到國外僧人的來往信件，這成為拉蘇榮父親獲罪的理由。他被誣為里通國外的特務分子，被割去舌頭，之后被扔入黃河。事隔四十余年，拉蘇榮回憶起父親的死，仍然語不成句。

　　與拉蘇榮當時處在內蒙古政治中心不同，周秉建遠在邊境牧區，但這里也不平靜。與周秉建同為北京知青，現任中國電工設備總公司黨委書記的何公起回憶，有一天，自己和其他知青正在大隊部開會，突然傳來消息，說民兵連長馬斯愣有“內人黨”嫌疑。第二天早上一起來，大家發現馬斯愣不見了。大家一致認為他叛逃了，結果找遍了邊境線，連個腳印都沒有。“后來在離大隊部很近的一條溝里，都是些小矮樹，最多一人高，馬斯愣就在那么矮的一個樹杈上，坐在地上吊死了”。

　　雖然緊靠邊境，但在周秉建的記憶里，下鄉那么多年，即使在“內人黨”案風聲最緊的時候，她所在的大隊也沒有一個人逃往境外。

　　在史無前例的浩劫年代里，人們仍然信守著對國家的忠誠。錫林郭勒盟一位邊境牧民逃出來，沒有向近在咫尺的境外跑，而是騎上駱駝，向南千里趕到北京。邊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則將毛主席像章別在胸部肌膚上，從戈壁灘奔向北京。

周秉建與拉蘇榮

　　看到希望

　　“后來聽說，周總理接見當時內蒙古的領導人時講，你們搞‘內人黨’擴大化，已經挖到羊群里了，我是從北京一個女知青的信里面了解的這個情況。你們向我封鎖消息。”拉蘇榮告訴記者。周秉建表示，當時“我在信里只是將我們公社和大隊挖‘內人黨’的情況向總理如實做了反映。”

　　“內人黨”冤案此時還在不斷擴大，甚至不少牧場的畜群被宣布為“叛國畜群”，牛群、羊群、馬群都被沒收、趕走甚至死亡。內蒙古蘇尼特旗優良白馬純種因此而斷絕。

　　周恩來收到侄女的家信后，意識到情況嚴峻，迅速采取了措施。結果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央就作出了對內蒙古實行軍管的決定。客觀地來看，這對遏制當時內蒙古的極左形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使得內蒙古當時無數受“內人黨”案牽連的人們看到了希望。

　　1969年5月22日，中央發出文件：迅速糾正前一時期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所犯的擴大化錯誤，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穩定內蒙局勢，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文件上赫然印著毛澤東親筆批文：照辦。

　　人們奔走相告：毛主席解放我們了。

　　草原上開始漸漸流行起一個女知青給周總理寫信反映內蒙情況的故事，但周秉建卻渾然不覺這個女知青就是自己：“1970年我回北京探親，鄧媽媽還說起過這件事，但我當時并沒在意。”

　　1978年4月20日，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報請華國鋒批示，認為該案是內蒙古自治區領導人主觀臆斷，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冤案，應該完全予以否定。

鄧穎超與周秉建、拉蘇榮

　　“每一個生命都值得尊重”

　　文化大革命結束，在審判林彪、“四人幫”兩案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提及：“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黨冤案，有三十四萬多名干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這場劫難牽連人數之多，刑罰之殘酷為前所罕見。

　　據1978年6月《內蒙古自治區草原建設工作會議簡報》顯示，“挖肅”運動不僅給蒙古民族造成難以彌補的心靈傷害，在環境和經濟上也造成巨大損失：“幾百萬畝草原因墾荒變沙化”“母畜被隨意屠宰、出售和外流，牲畜產量嚴重下跌”“牧民缺吃少穿，含冤叫屈”。

　　女知青周秉建在這片曾遭受過浩劫的草原扎下根來。1977年，周秉建和拉蘇榮在訪朝友好代表團中相識。在他們認識之前，周秉建對拉蘇榮已經很熟悉，她一直聽他的歌，聽了有八年。1979年，在全家人和七媽鄧穎超的祝福聲中，周秉建與拉蘇榮結為夫妻。

　　“蒙古民族是一個特別尊重生命、特別重感情、特別有大愛的民族。” 周秉建曾說，“如果把我分到一個阿爸阿媽家，他會把我當成他的孩子，如果把我分到一個哥哥姐姐家，他會把我當成親妹妹。在內蒙古草原，每一個孩子都是寶貝，每一個生命都值得尊重。”

　　1994年，周秉建和拉蘇榮雙雙來到北京，拉蘇榮調入中央民族歌舞團，依然是男高音獨唱演員。周秉建曾任財政部財政監督司財政監察專員、財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副主任，目前是全國政協委員。

　　他們夫婦之間不僅習慣用蒙古語交流，還常常去離家不遠的一家蒙古餐廳吃飯，在那里和內蒙古的朋友們聚會，而拉蘇榮則常年往返于內蒙古和北京之間。5月里的一天，當記者來到中央民族歌舞團的宿舍時，拉蘇榮剛從內蒙古家鄉植樹回來。

這位已過花甲之年的長調歌王，近年來為改善家鄉的自然生態環境，在一千多畝的荒地上種起了樹，取名為“長調林”。拉蘇榮表示，“長調林”雖然“只是沙漠里的一顆小石頭那么大”，但是他還是堅持要在那里蓋房子，挖井，拉電線。他想用行動喚醒家鄉人對環保以及重建家園的意識，恢復在歷次運動中被破壞的植被與土地。

　　拉蘇榮表示，“就我自己來說，落葉也總要歸根的。”

周秉建與拉蘇榮在家中

原載《中國新聞周刊》2010年06月25日 記者楊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