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黨與營私

一人一票程序民主是西方現代政治形態的外在表現形式。和古希臘不同的是，這種選舉民主并非通過公民直接參與實現，而是以選擇某個政黨候選人為其代表的方式，即所謂的代議制民主。這種形式必然導致社會以“結黨”方式將個體納入不同組織或陣營。

獨立個體在這種政治體系中幾乎難以呼吸，不論歐洲還是美國，鮮有獨立候選人成功當選的例子。諺語“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講的就是結黨的必要性。而只要結黨必然營私，黨的利益在與國家整體利益沖突時一黨私利必定優先，這是“黨組織”賴以生存的游戲規則，與意識形態無關，與法律和道德無關，而是“人性魔咒”在黨派層面的具體映射。

西方代議制政治不論兩黨制還是多黨制，都是以“黨”的形式實現權力的政治分配。復旦大學張維為教授對于“party”一詞作出過精辟的解釋，即在西方政治結構里，任何黨派本質上都屬于代表部分人利益的“部分人利益黨”。因此不論那個黨執政，其必然設法滿足和代表投其選票的那部分選民的利益和訴求。

在兩黨構架里雙方旗鼓相當時，理論上就有一半選民的利益受到拋棄，也就是說有一半人被剝奪了實現其個人“做主”的權利。對此西方民主理論解釋說，再過幾年這一半人還有自己“做主”的機會，即所謂民主的“自我糾偏”機制。但現實社會的復雜程度遠不像理論模型分析的一半一半那么簡單。

首先，社會并非“非黑即白、非驢即象”的陣營劃分，除了驢象之爭外還存在第三方、第四方的利益群體。在美英現行程序民主體制下，這些群體的利益不得不委曲求全選擇“驢或象”中與自身利益相對靠近的黨派，或干脆哪個都不選，無奈放棄自己的民主權利。這也是美英投票率屢創新低的因素之一；

其二，對于始終處于弱勢的群體，依照一人一票“標準”程序民主幾乎永遠無法實現其自身訴求。比如北美殘存的印第安人利益，永遠只能靠曾經“非法”野蠻侵吞自己領土的侵略者（注1），如今“合法”白人執政黨團的施舍才有可能得到部分實現。現實社會中類似的弱勢群體比比皆是。對于他們來說，的確充分享有選舉“程序民主”之名卻實難達到“實質民主”之實。

以德法為代表的歐洲大陸國家實行多黨制，在一人一票的選舉中選票更加分散。往往最后獲勝的政黨其真正獲得支持的選民也就20-30%左右，其程序民主的“代表性”及“合法性”自然大打折扣，更不要說實質民主的落地性了。

中國同樣具有多黨制。中國憲法所賦予其他黨派參政議政權利所對應的，其實是中國各黨派在中國革命中所起到的實際貢獻與能力，與當今政治體系中扮演的角色相匹配的結果。正如資產階級通過流血犧牲戰勝封建勢力后得以建立資本主義制度，而絕無將勝利果實拱手讓于廣大無產階級同樣的道理。任何通過西方“民主”理念扭曲中國共產黨與其他黨派關系的言行不僅有違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邏輯上也存在雙標的謬誤。

盡管新加坡政治體制同為西方多黨票選體制，但多年來新加坡工人行動黨作為建國的絕對領導力量，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實際作用和中國共產黨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國內其他小黨派同樣沒有能力成為政治舞臺的主角，這也成為新加坡遭到西方指責，將其歸入“威權獨裁”國家之列的理由之一。

在西方認知里，只要不是兩黨（多黨）輪流坐莊就是獨裁。這種邏輯屬于典型的非此即彼的一元論認知，有悖于一切事物都存在對立統一的辯證思想。豈不知新加坡的情況恰恰反映出民主真實的一面，即新加坡工人行動黨和中國共產黨都以自身榜樣的力量贏得了大多數民眾發自內心的擁護與支持。在票選體制的新加坡體現為工人行動黨長期坐莊，在中國則表現為國家民主指數長期高位運行的事實（有關民主指數概念將另行論述）。

政治文化差異

一個國家存在不存在統一的利益？共產黨一黨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表述能不能成立？顯然前者是后者成立的前提。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國家就是放大版的家庭。家庭中每個成員各自都有各自的利益，有時甚至出現對立。但家庭關系之所以成立，在于家庭成員之間存在更大的、共同的、統一的利益，他們在互愛、互讓的基礎上求同存異顧全大局，尋求家庭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在家庭這個微社會組織里，父母或家族長輩就是那個平衡家庭成員利益關系的核心角色，他或許做不到每時每刻靜態的絕對公平，但其代表家庭共同利益的原始本心卻是與生俱來的。有關這一點將在“家庭民主與社會民主”一章作進一步闡述。

中國傳統家國文化中皇帝就是最大的家長，而精英官僚群體被認同為“父母官”。家國文化熏陶下，每當國家處于危機時刻一定有“家人”以民族和國家（家族與家庭）的利益挺身而出犧牲自我，體現出家國文化骨子里自然形成的超級道德追求。

西方傳統家族統治形成了國家政治的公司型契約文化。國家以大小不同貴族家族（包括王家）“大股東”與無數小手工業者、城市貧民、農民等“小股東”散戶共同形成（不具人身自由的大量農奴只能算作貴族大股東的資產）。

作為公司，所有股東之間屬于契約型利益共同體。當公司賺錢上升時皆大歡喜，如西方殖民時代全民共享殖民掠奪紅利。當公司出現嚴重虧損或大股東之間嚴重對立的情況，公司必然走向解體。歐美始終存在的分離主義傾向，以及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英國脫歐、北愛爾蘭半脫英等皆屬此例。

可見，中西方傳統政治表現出家國政治和公司政治的顯著文化差異性。中國人超強的歷史感即來自于家國文化傳承。西方貴族家族利益遠遠大于國家（王國）利益，國家呈現出以貴族股東利益為核心的公司文化，公司員工（人民）自然難以形成對公司（國家）的持久情感認同。某種意義上講，中西方當代政治理念和實踐的差異與以上不同民族文化傳統息息相關。

換言之，如果國家存在統一利益的邏輯成立，西方兩黨或多黨體制的輪流坐莊“民主”政治顯然與此相矛盾。西方多黨制在國家（公司）運行中越來越呈現出為了自身黨（股東）的局部利益而不顧國家整體利益的“螃蟹鉗制效應”，相互掣肘、相互拆臺的內耗必然損害國家整體利益。國家在民主和公平的名義之下低效運行。歐美國家現行社會出現的種種政治、經濟困境即源于此。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是中國文革期間著名的極左口號之一，這與上述資本主義多黨制社會表現出“寧要資本主義民主的草，不要社會主義集權的苗”的現實相對照，對有一定歲數的中國人來講，是不是多少有那么一點似曾相識？

曾經的輝煌

西方早期民主理論針對推翻封建宗教君主制度體現出極高的正義性和先進性。對于喚醒民眾、擺脫基督宗教對世人的精神奴役和封建君主威權統治起到過決定性作用，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得以成功的思想旗幟。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資產階級在不到一百年里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問題是幾百年來社會在飛速發展，而西方民主理論本身卻未能與時俱進，走向自縛手腳逐漸僵化的局面，越來越無法解決西方現實社會不斷涌現的新問題。這多少和美國建國初期給予個人擁槍權利的好法律，到今天先前擁槍法律賴以成立的條件早已不復存在，擁槍反而有害于社會的背景下卻難于被修正的情況十分類似。

一人一票程序民主的性質已從早期銳利無比的反封建、反宗教束縛的資產階級革命武器，蛻變為以保衛資本利益為最高宗旨的教條政治。美國中產階級群體數量不斷萎縮，以及財富增長水平遠低于國家財富增長幅度的事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西方盡管有人試圖對一人一票程序民主理論進行修補，但這些努力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度大前提、大邏輯面前，在資本既得利益勢力強大的阻擊之下，一切補丁式修正都顯得無濟于事。

西方不乏眼光敏銳的政治家。艾森豪威爾在告別演講中對民主遭遇資本綁架的擔憂不幸成為了事實；丘吉爾在《第二次大戰回憶錄》中更是一針見血指出：“許多人依然沉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的勝利而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美英兩位老資格政治家的銳見一語道破了西方一人一票程序民主的“阿喀琉斯腳后跟”。

黨爭之禍

政治家與政客的區別在于，前者在競選及執政時的理念多從國家長遠利益出發，其理念多帶有普適性及正義性，但最大的問題是無法面面俱到，最后誰都不滿意。而后者則投機取巧，發現和充分利用民主政治的秘密：與其“討好”所有人，不如滿足部分人，使之成為自己的鐵桿擁躉，只要取得簡單多數即可贏者通吃。

對于政客來說，政治分裂不僅不是壞事，而是可以利用的好時機。導致的結果不是彌合而是在擴大分裂，造成原本分裂的國家更加分裂，相互仇恨的人更加仇恨。最后個人（黨派）得利，國家、人民遭殃。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特朗普和印度現任總理莫迪是上述“政客”定義的典型代表。

前者以白人中下群體利益為對象，后者緊緊抓住印度教基本盤做文章，兩者都將種族矛盾玩到極致，同樣都取得了意想不到卻又在情理之中的選舉結果。由于其示范效應，他們的做法正在給西方一人一票選舉民主制度的走向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

當然，將特朗普和莫迪當作民主制度的破壞者有失公允，他們只不過是“一不小心”發現和巧妙利用了西方一人一票程序民主制度底層邏輯的那個人而已。

黨爭的弊端在中國歷史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中國歷史上“黨爭之禍”對于國家政治的破壞力有目共睹。古今中外的政治實踐充分說明，不論兩黨還是多黨，黨爭對于社會政治的作用往往是弊大于利。黨爭的表面熱鬧與民主的實質之間不存在邏輯上的必然聯系。

（未完待續）

注釋：

1. 此“非法”指違背自然大法，而非殖民者自稱的“上帝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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