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運動的開始。”

美東時間6月27日凌晨，28歲的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下文稱Ocasio）在推特上寫下了這句話。僅僅幾個小時之前，這位一年前還在酒吧打雜的政壇新人打敗了代表這一選區長達20年的老資格眾議員Joe Crowley，贏得了紐約州第14國會選區的民主黨初選。在一個民主黨強勢選區，這無異于提前鎖定了眾議院席位。同日，在數百公里之外的馬里蘭州，前NAACP（美國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主席、激進派民主黨人Ben Jealous打敗了建制派民主黨人Rushern Baker，獲得了民主黨提名。

此前，Crowley因其政壇履歷被認為是眾議院民主黨領袖的潛在人選，而建制派的Rushern Baker也因其背后的政治資源而更被看好。這樣的結果，無疑令全國大跌眼鏡。美國左右翼都持續討論這一競選結果的原因和影響。當晚，三個關于這一競選結果的話題標簽擠進推特話題前十。Ocasio登上CNN、 CBS和NBC等電視臺接受專訪，成為各路媒體持續報道的熱點，頗有政壇新星之勢，特別是由于Ocasio所持的民主社會主義立場，更一度被部分媒體稱為“紅色警報”。

紐約郵報在Ocasio當選后的頭版。

當日進行的初選中，十幾位像Ocasio和Jealous這樣的候選人參與了各級選舉，并在紐約馬里蘭、科羅拉多等州有所斬獲。這些候選人存在很多的共同點。他們被認為是“新”民主黨人，支持醫保、經濟、教育、移民等議題的激進改革，與傳統的大企業和金融資本劃清界限，依賴于草根社運進行競選和籌款活動。2016年之后，他們所代表的政治運動無疑正處于崛起之勢。而談到這場運動的開端，就不得不提到桑德斯2016大選的政治遺產。

“政治革命的延續”

2016年，佛蒙特州獨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參選美國總統，爭取民主黨提名。作為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他的政策包括全民醫保、提高最低工資、免費高等教育、修復基礎設施等在美國看來不可思議的福利政策和社會進步政策。他的競選活動在起初不被看好的情況下，一舉在民主黨及美國左翼中獲得了極大的聲勢，他也將自己的競選活動稱為一場“政治革命”。盡管最終在民主黨初選中惜敗于希拉里，他的競選活動帶給民主黨和美國左翼的影響卻是深遠的。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政策和組織這兩個層面。

伯尼·桑德斯2016年總統競選。

在政策層面，桑德斯在全民醫保、最低工資以及教育方面的政策主張在年輕一代和藍領選民中格外受到歡迎。民主黨不得不重新審視這些一度被視為“激進左翼”的政策，引發黨內的討論，黨內領導層考慮到民意，調整政策走向；而在基層，更多擁有桑德斯立場的人進入民主黨體系，這使得民主黨在特朗普當選后的政策發生了明顯的左轉。

在組織層面，桑德斯的競選活動不依賴于民主黨建制派政治機器以及“超級代表”的支持，而是與各種基層草根社運組織合作，在地方上進行競選。同時桑德斯反對大企業政治獻金、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等傳統的籌款方式，而是支持競選金融改革，依靠小額政治捐款和籌款開展活動。這一方面使得桑德斯相比于建制派民主黨人，擁有更加“清白”的底細，另一方面也廣泛扶植了基層社運力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在2017所創立的”我們的革命“（Our Revolution, 下文簡稱OR）這一組織。這一組織的目的，就是“延續”桑德斯競選時期的“政治革命”，為支持的議題和候選人提供政治資源和協調草根支持。上文中提到的多位候選人，都曾有桑德斯競選團隊的經歷，又受到這一組織的背書，從而獲得了更多競選活動層面的支持。

除此之外，桑德斯自稱的“民主社會主義者”身份，也使得這個長期在美國政治語境中被妖魔化的詞語，得到了更多人的興趣，特別是青年一代的興趣。近兩年來，“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 of America, 下文簡稱DSA）從一個默默無聞的組織擴張了5倍，注冊會員達到4萬人。2017年的地方選舉中，DSA成員Lee Carter當選弗吉尼亞州眾議員。同樣在2017年，DSA全國委員會開展了“秋季校園催化”行動，使DSA的活躍青年支部（YDSA）數量成倍增長，從2016年的15個到今天的超過100個，成為美國現今最大的社會主義組織。Ocasio便是這一組織的成員，并在她的競選活動中多次提及這一身份。

YDSA 2018冬季會議。

“他們有錢，有政治機器，我們有人民”

在這樣的背景下，Ocasio和Jealous這樣的進步派候選人登上了美國政治的舞臺，他們往往有著較強的社運而非體制內背景。他們首先面對的挑戰，就是擁有龐大政治機器支持的建制派民主黨人。今天的“政治機器”更像是體制內所有資源，如黨內人脈、企業、政治行動委員會（PAC）和各種社會團體的整合。這些建制派民主黨人通常能獲得大量來自黨內和社會團體的支持和背書，如政治家、工會、議題團體、族群團體、地方媒體等等。與此同時，他們往往和大企業和金融機構保持較為密切的關系，從而獲得競選資金上的支持。此外，在一個地區長期任職也使得這些建制派政治人物的網絡更加根深蒂固。以Crowley為例，他在這一選區擔任眾議員長達20年，競選活動有超過100個各類政治人物和組織的支持，籌集到了主要來自房地產和金融產業超過300萬美元的競選資金。相比之下，Ocasio在政界的支持就顯得乏善可陳，其競選資金也只有Crowley的十分之一。

因此，對于進步派候選人，桑德斯留下的社運政治遺產無疑給予了他們極大的幫助。“他們有錢，有政治機器，有權，但我們有人民”就是Ocasio的一句口號。在Ocasio的競選活動中，來自OR和DSA等組織的志愿者深入社區與選民交流，開展公開活動，協助籌款。其最主要的一條競選廣告片就是由底特律的幾位DSA成員免費協助制作。紐約14選區是一個少數族裔占多數（Minority-Majority）的選區，這需要候選人本人和團隊與不同社區都建立緊密的關系，相似的基層和少數族裔背景使得Ocasio更具親和力。而Crowley常年專注于華盛頓的政治活動，加上對對手懈怠，自然流失了和本選區選民的聯系。Ocasio競選資金中的70%，來自小于200美元的小額政治捐款。在早先的競選辯論中，Ocasio就批評了Crowley的房地產和金融背景以及背后的大額捐款。一個代表廣大選民，一個代表華盛頓建制派和大企業，這樣的對比使得更多人選擇了Ocasio。Jealous和Baker的選戰則顯得更加勢均力敵。盡管Baker獲得了如前州長O’Malley和自由派大報《華盛頓郵報》的支持，而Jealous的競選活動更依靠工會和議題組織，并在巴爾的摩市成功調動了顯著的支持。

Ocasio和Jealous的競選活動。

然而，這些選戰的關鍵因素還是在于這些新候選人對進步議題的支持。Jealous和Ocasio都在競選綱領中包括了桑德斯提出的全民醫保、最低工資和免費教育，這三個議題也普遍是民主黨選民關心的議題。針對自身的選區，Ocasio和Jealous也提出了特定的政策，比如對于現有的刑事司法系統的改革，廢除極富爭議的移民執法機關ICE等等。面對布朗克斯和皇后區高企的房租和士紳化(gentrification)，Ocasio特別提到了可負擔住房的提供，而Jealous針對馬里蘭州則強調了創造就業以及修復基礎設施這類經濟政策。Ocasio更在她的競選活動中直言不諱地提到她的社會主義立場以及這對于社區的影響。選民對于這些候選人的支持，也體現了近年來民意的變化。

“相信未來”

6月26日的選舉結果對民主黨來說，無疑是一個提醒。一方面這一結果顯示了左翼進步議題的人氣，另一方面也顯示了通過廣泛團結基層社運贏得選舉的可能。今天的新面孔，可能就是民主黨的未來。特別是今年的中期選舉被眾多政治評論家認為是可能的“藍潮”(blue wave)，民主黨可能重奪國會。這一勢頭的延續，無疑會給民主黨的競選活動帶來更多動力，而進步派也想借助“藍潮”來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2018中期選舉，民主黨的“藍潮”。

然而就建制派民主黨而言，這一結果則是矛盾的。建制派一方面希望保留進步派所帶來的影響力，因此不得不在議題和資源上有所妥協。但另一方面，建制派又不希望進步派獲得太大影響力，從而損耗自身的政治利益和主張。2017年民主黨開始的“團結改革”也證明了這一矛盾：民主黨一方面減少了超級代表的數量，但同時又給黨外人士提名增加了限制。此外，這次進步派候選人的勝利，仍然大多數停留在東部的自由派重鎮。在中部和西部如俄克拉荷馬和科羅拉多等搖擺州參選的候選人，結果則不甚理想。因此，這一變革最終能否為民主黨以及廣大選民所接受，還需要觀察事態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