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黨的建設“三大體系”與發揮黨建讀物作用（黨建 三個作用）

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都是知識的載體，學術是指系統專門的知識，學科是指按照知識的性質劃分的科學門類，話語則是指所對應的特定學術與學科的話語體現和顯性表達。“三大體系”需要通過基礎性、整體性知識框架，連接成共同發揮作用的整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因此，完善“三大體系”建設，應以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為中心內容。中國特色黨的建設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黨建原理與中國共產黨偉大自我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更應如此。黨建讀物的編輯與出版，既是黨建知識的傳播陣地，也是不斷完善黨的建設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進而建構與黨的建設相配套的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筆者以黨建讀物出版社正在打造的干部工作專業書庫（人梯書庫）為例，簡要論述完善黨的建設“三大體系”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對黨建讀物與建構黨建知識體系的關系和作用談些看法。

一、掌握歷史主動，拓展黨建研究歷史視野

掌握歷史主動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獨特優勢，歷史主動的底氣來源于對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只有通過對歷史進程進行科學闡述，才能使歷史規律得以說明和驗證。這就需要樹立大歷史觀，堅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具體地而不是抽象地來看待歷史和分析歷史。

有關黨的建設的歷史讀物，結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已經有了明顯的增加。目前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在分類上比較粗放，缺乏針對黨的建設領域不同重點問題的專題史；二是在內容上研究分析的視野不寬，主要知識點集中在黨的歷史文獻和重要事件上。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強調研究中共黨史要采取“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其中所謂“古今”，就是不光從黨的誕生開始，而是要聯系古往今來的歷史發展；所謂“中外”，不僅是指中國與外國，還包括己方與彼方，即自己的對立面。有比較才能鑒別，有比較才能提高歷史思維能力，認清歷史方位，把握歷史規律，發揚歷史主動精神。

人梯書庫叢書《中國共產黨干部工作史綱（1921—2021）》（修訂本）就是一本記述百年大黨干部工作發展的專題史。這本書把研究目光聚焦于黨的建設中的干部工作，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在充分挖掘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全景式展現百年來黨的干部工作產生發展過程，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干部工作發生的格局性變化和突破性進展。《百年溯源話干部》則把關于黨的干部工作的論述視角延伸到晚清以來中國近代史的思潮起落、國民黨后期的自我反思以及國際上不同人物的相關分析評價中。圍繞干部工作出版的《古代官員考課制度史話》《美國文官制度評介》等，也都體現了這樣的編寫思路，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二、加強學理探求，將“知其所以然”作為研究重點

所謂學理，指的是貫穿于所獲知識中的科學原理。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開篇就說馬克思的學說是要下功夫才能讀懂的，“因為馬克思的書卷帙浩繁，學理深晦”。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和他的學術思路時說過，“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他告訴我們，“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顯然，這里強調的就是學理探求的問題。

學理是學術的靈魂。從知識傳播的角度看，黨建讀物作為黨建知識的傳播陣地，告訴讀者“是什么”是必要的，但是還不夠，還必須進一步回答“為什么”。“是什么”解決的只是“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就要回答“為什么”，這樣才能從學理上解決問題。人梯書庫叢書從創立起，就以推進學理分析為己任。比如，《百年溯源話干部》一書，把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干部的思想成長史，歸結到革命理想和集體主義這兩條思想主線上，有針對性地從學理上回答了“唯物史觀為何成為‘覺醒年代’認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鑰匙”“革命是什么及今天應該如何認識革命”“當干部就應該明確的社會責任與自我價值是什么”“干部標準對干部成長的根本意義是什么”等思想疑慮。《干部分類考核方法研究》一書，深入論述了“關于簡與繁”“關于易與難”“關于快與慢”“關于有為與不為”“關于主觀與客觀”“關于評人與評事”“關于實績與德才”“關于定性與定量”“關于結果與過程”“關于評比與開發”十個問題。這些都是黨建讀物針對現實問題進行學理分析的有益嘗試。

三、打開學科邊界，創造交叉融合的黨建學科新體系

黨建研究由來已久，但就黨建學科體系建設來說，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從本質上看，一個學科之所以能夠形成，就在于它具有自己獨特的范式。范式可以分為兩個層面，觀念層面上的范式建構目的在于形成一種知識傳統或思想傳統，社會建制和社會運作層面上的范式建構目的在于形成一個學術共同體。而對黨建學科體系范式建構來說，難在后一個層面。

現在一說起黨建學科建設，人們就會自然而然地與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學科聯系起來，因為這些學科已經基本自成體系，并且許多需要納入黨建學科的知識與之有交叉。但是，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哲學社會科學，絕大部分學科的邊界實際不是固定的。學科本身就是在科學發展中不斷分化與整合而形成和發展的，如國家安全學、區域國別學等新學科，無一不是以綜合性強、多學科交叉融合的新形態登臺亮相的。這說明，學科建設是一個動態調整過程，新學科的優勢就在于能夠打破原有學科壁壘、貫通學科內容、融合學科特長，從而形成新的知識創新力。黨建學科建設作為“后起之秀”，不要急于馬上形成固定的范式建構，不妨先打開學科邊界，有的學科資源可以為我所有，有的學科資源可以為我所用，強化多學科交叉融合和問題導向的學術訓練。人梯書庫叢書的編輯出版正是走的這樣一條路，比如已出版的《干部心理健康工作研究》應歸類到心理學科，《干部工資福利保險制度概述》的作者是經濟學博士，《談話調研方法》的作者則是一批長期從事高校社會調查專業教學的教師。

四、面向實踐創新，堅持中國化的黨建學科學術追求

學科是科學發展走向成熟的產物，它以規范化為主要目的，相對于實踐而言總是具有一定的滯后性，需要源源不斷地接受實踐創新的推動與滋養。包括黨建學科在內的整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本土化或者說中國特色是學科成熟最重要的標志，也是其最根本的學術追求。

中國特色不會從天而降，創新也不會來自閉門造車，只能來源于深入持續地對實踐經驗的追蹤研判、總結概括和宣傳推廣，黨建讀物有條件也有責任在這方面作貢獻。人梯書庫叢書的編輯出版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立足于原創性，力爭深入黨的干部工作第一線，用中國干部工作特有的專業化語言，向讀者解答中國特色干部制度是什么，它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成效怎樣看、特點在哪里，方法有哪些、具體怎樣做。編著的方式有論述式，有問答式，也有經驗介紹式。像《好干部標準實踐方法研究》《干部工作問答（任職考察篇）》《干部考察考核方法新探（2018—2021）》《干部聘任制初探》等，有的本身就是學術研究成果，有的可以作為進行進一步學術提煉的素材。

五、注重固本培元，黨建學科建設也要從基礎研究抓起

黨建學科是否需要基礎研究，現在有不同意見。基礎研究這個詞過去主要用于自然科學領域，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不太提，它指的是不以直接應用為目的，而是為應用學科提供基礎支撐的科學研究。新時代黨建研究作為一門科學，也同樣需要基礎研究。這在短時間內可能很難見效，卻是“抓根本、利長遠”的大事，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新時代黨的建設“三大體系”能走多遠、能發揮多大作用。但是，基礎研究不能是信馬由韁，而需要頂層設計和戰略安排，組織優勢力量開展攻關。

黨建讀物可以成為聚集新時代黨建基礎研究力量的一個平臺。就中國共產黨的干部工作來說，其重要性決定了在構建黨的建設“三大體系”中應該有一席之地。有關干部工作方面的學科建設基礎研究可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編寫基礎教材，比如可供高校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專業教學使用的《中國共產黨干部學》等；二是開展基本結構溯源，針對我國高校畢業生已經成為新時代黨的干部隊伍主要來源的實際情況，對新一代干部來源結構與經歷結構進行追蹤研究；三是進行基本隊伍分析，進一步從學理上說清楚在堅持黨管干部原則下，公務員隊伍、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隊伍、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隊伍之間“分類管”與“一起抓”的關系。目前人梯書庫正在組織編寫《中國特色公務員制度簡述》《事業單位人事管理簡述》《國有企業選人用人簡述》，以推動這方面的基礎研究。（戴曉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