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蔣介石在廣州誓師北伐。隨著北伐軍事的節節推進，南方革命隊伍的分裂之象日趨顯露。矛盾主要在國共兩黨之間展開，同時也牽涉到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傾軋。

大體言之，在北伐初期，蘇俄和中共力圖使國民黨內的權力格局恢復到中山艦事件以前的局面，爭取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重新聯合執政。為此，中共與國民黨左派聯合發動了迎汪回國復職運動，意在抑制蔣介石的權力膨脹。

遷都之爭

1926年9月初，國民革命軍相繼克復漢陽、漢口，武昌也指日可下。革命勢力正向長江中下游推進。武漢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有望繼廣州之后成為新的革命中心。蔣介石主張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但中共欲將廣東建設成一個左派革命中心，趁蔣介石不在廣州而對國民黨的最高權力中心施加一些影響，如國民政府北遷，則有可能失去這一基地，因而最初反對遷都。兩個月以后，北伐軍攻克南昌。蔣介石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移設南昌。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同意國民政府北遷。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正式做出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北遷武漢的決議。12月13日，在武漢宣布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并正式對外宣告：“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以前，執行最高職權。”

蔣介石對于武漢臨時聯席會議的設置可能帶來怎樣嚴重的權力變局，最初并未十分在意，但很快察覺以左派為中心的武漢臨時聯席會議代行最高職權，有可能在鮑羅廷操縱下架空自己。鑒此，蔣于1927年1月3日乘張靜江、譚延闿等中央委員途經南昌之機，宣布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會議，勸說與會者同意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于他所直接掌控下的南昌，遷都問題以后再議。

這樣一來，武漢與南昌之間的對峙迅速升級。武漢一方堅持以臨時聯席會議代行最高職權，南昌一方堅持以中央政治會議行使最高權力。

1927年2月21日，武漢方面決定即日結束臨時聯席會議，宣布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正式在武昌開始辦公。武漢方面想通過召開國民黨中央全會來限制蔣介石的權力，乃于3月10～17日，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會議由鮑羅廷和國民黨左派勢力掌控。蔣介石原來的職位如中常會主席、中央組織部部長、軍人部部長等要職，或被撤銷或被替代，只保留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

寧漢分裂

全會大大削弱了蔣介石的權力，但亦因此促成蔣介石大踏步走向“清黨”反共。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共政變。蔣介石原擬召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來確立其法理地位，無奈不足法定人數，只好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名義宣布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于是國民黨中樞由一分為二發展為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寧、漢、滬三個中央黨部和寧、漢兩個國民政府相互抗衡。武漢中央擁戴剛回國的汪精衛為領袖，并與共產黨合作，被視為左派。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中央和西山會議派主導的上海中央，則被視為右派。

蔣介石在南京另建中樞，其做法有如一年多前的西山會議派，在國民黨法理上本無合法依據。因為當時國民黨的“正統”中央在武漢，附從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亦未過半數。但蔣介石政權最終仍能立足南京，在很大程度上與蔣介石控扼了“黨軍”主力資源有關。

為了與汪精衛的武漢政府抗衡，蔣介石請出隱居上海的胡漢民與之合作，并推舉胡漢民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南京國民政府代理主席。

當蔣介石尚在籌劃“清黨”時，上海西山會議派曾表示愿意與之合作“清黨”，但蔣介石鑒于西山會議派之“反革命”聲名，認為尚不宜取消“打倒西山會議派”口號。故“四一二”上海“清黨”時，西山會議派在上海環龍路44號之中央黨部亦同時被查封。直至6月6日，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胡漢民于中央黨部紀念周上正式宣布，以后不容再有“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口號。次日，南京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決議恢復西山會議派諸人的國民黨黨籍。隨后，寧、滬兩方之中央執監委員往返相商黨務統一辦法，雙方同意“舉出同等人數籌備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

當寧、滬密商合作之際，武漢中央迫于軍事經濟等壓力，亦于7月15日宣布“分共”。但武漢方面汪精衛在表示分共的同時，仍主張倒蔣，并堅持武漢之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為“黨國之最高機關”，提議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要求南京方面服從二屆四中全會，亦即堅持以武漢中央為“正統”。

蔣介石下野

南京方面以李宗仁為代表，聯合各軍事將領與武漢方面商洽合作，并逼迫蔣介石“引退”。汪精衛與李宗仁等函電往來之際，亦同時與上海西山會議派的許崇智進行商談。汪提出漢滬合作的兩點意見：一是漢滬雙方開一預備會，充分交換意見；二是漢方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請西山會議派同志加入。上海西山會議派表示同意召開預備會議，但反對召開四中全會，因為召開四中全會意味著以漢方為“正統”。西山會議派主張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實現寧、漢、滬三方大團結。而汪精衛則表示：他只能接受西山會議派的個人，而不能接受西山會議派的整個機構。

8月12日，蔣介石被迫辭職下野。接著胡漢民、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亦宣布引退。

蔣介石下野后，李宗仁、白崇禧等將領即致電武漢，請武漢中央諸人即行來寧。汪精衛于8月17日向武漢中央政治會議提出，南京政府已經停止辦公，事實上已不存在，提議遷都南京。武漢中央政治會議通過汪的提議，并依汪的意見發表遷都宣言。遷都宣言的發表，意味著仍以武漢中央為“正統”，而不是合并于南京中央。

8月20日，汪精衛偕譚延闿、于右任、孫科、顧孟余、唐生智等離漢東下。22日，李宗仁自南京西上九江，與汪等會商合作條件。李表示歡迎汪等赴南京組織政府，但希望汪能發表一項與南京合作的宣言。汪表示一切問題須等至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解決。李宗仁以為欲在寧召開二屆四中全會及組織政府，必須邀請寧方已離職赴滬之委員吳稚暉、胡漢民、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等回寧參加。汪等表示同意。

中央特別委員會

寧、漢、滬三方合作，黨統上有一大的障礙，即以何種名義來統合？汪精衛堅持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來解決黨內一切糾紛。但寧、滬兩方均反對召集此項會議。因寧方否認1927年3月間在武漢召開的二屆三中全會，認為此會是在中共“劫持”下召開的，自無繼此“非法”的三中全會之后再開四中全會之理；滬方西山會議派則不僅否認二屆三中全會，連廣州“二大”和二屆中委亦不愿承認，最低限度亦須粵二屆與滬二屆各舉同等人數籌備召開國民黨“三大”。如照汪之提議開二屆四中全會，則西山會議派諸人均非武漢方面所承認的二屆中央委員，勢將被摒除于會外。為了打開僵局，孫科提議，暫時由三方共同組織一個過渡性的中央最高機構，代行中央執監委員會的職權，負責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解決黨統上的困局。這個過渡性的機構，取名為“中央特別委員會”。

9月11日，寧、漢、滬三方代表在上海召開談話會，決議由三方共推若干人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執監委員會職權，并于3個月內負責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最遲于1928年1月1日召開“三大”。三方共推出特別委員會委員32人，候補特別委員9人。9月16日，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南京成立。

中央特別委員會的成立，表面上結束了寧、漢、滬三足鼎立的局面，暫時整合了自西山會議以來國民黨內部分裂的狀態。但中央特別委員會本身存在無法克服的困難：一是該會在國民黨黨章中沒有法理依據；二是寧方實力委員和元老委員不予支持；三是漢方汪系人物極力反對。

特委會成立后，西山會議派聲勢大張。而原來希望在蔣介石下野后便可重掌黨權的汪精衛則大失所望。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意味著否定了汪精衛召開二屆四中全會的主張。當寧、漢、滬三方委員在上海舉行談話會時，汪仍堅持其召開四中全會的主張，但為寧方和滬方所拒絕。漢方委員中除譚延闿、孫科表示同意組織特別委員會外，陳公博、顧孟余堅決反對特別委員會。9月13日，汪精衛宣布“引退”。顧孟余、陳公博亦相繼發表“引退”文電，以示抵制特別委員會。

特別委員會雖不顧汪等之抵制而成立，但反對特別委員會的聲浪亦隨之而起。除唐生智起兵討寧外，蘇、浙、南京等省市黨部亦表示不承認特別委員會的領導地位，反對矛頭多指向特別委員會內之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在中央特別委員會中分據要津。而該派在政治立場和人脈關系上，素與胡漢民接近，因此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幕后支柱實系隱居上海的胡漢民。

10月30日，汪精衛與陳公博、何香凝等人聯名發表通電，主張克日在廣州召開二屆四中全會，并在廣州成立中央執監委員通訊處，意以自己為“正統”中央，反對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顧孟余、王法勤、王樂平、潘云超等中央委員應汪之邀抵粵。這些附從汪精衛的中委，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原為廣州和武漢時代之國民黨左派；二是多數為粵籍，且以廣州為中心與南京方面相對抗，故外間又稱之為“粵派委員”或“粵方委員”（還包括陳樹人、甘乃光等人）。

汪精衛在國民黨內之歷史地位，與蔣介石相比，自屬更深。但“汪派”之形成，較之“蔣系”猶晚。廣州國民政府成立至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后，汪在黨內之地位雖處于巔峰，但此時之汪氏，尚未形成“汪派”。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發生后，汪氏因不滿蔣介石之所為而稱病離國。此次事件對汪氏無疑是一大打擊。但此后汪氏在黨內之聲名不減反增，因當時黨內許多文人對蔣介石權勢的驟增，視之為軍權壓倒黨權，武人壓制文人的表征，而汪氏遂成為他們心目中最足以與蔣氏抗衡的文人領袖。武漢方面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之迎汪回國運動，大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慨。經過此番運動，汪氏聲名暴漲。尤其是在一般青年國民黨員的心目中，以為唯汪氏為“今之完人”。汪之“黨圣人”稱號，亦起源于此。

當汪氏于1927年4月回國至武漢時，已成全國青年一致崇拜的人物。而汪派亦于此時逐漸形成。其時，武漢政府中的國民黨左派人物，除徐謙別有懷抱外，其余如陳公博、顧孟余、王法勤等，均集結于汪氏周圍。這些人后來成為汪派的核心人物。

蔣介石決意復出，不得不與汪聯手。因為蔣要復出，首先需要推翻特別委員會。而集結于特委會的西山會議派，多為黨內元老。蔣有意借重汪以共同對付特委會。1927年11月，蔣邀汪赴滬共商召開二屆四中全會事宜。汪鑒于蔣支持其反對特委會以恢復中央的主張，于是決定放棄在粵開會的初衷，贊同蔣議，啟程赴滬，經宋子文居中聯系，與蔣建立合作關系。恰當此時，擁護汪精衛的粵系軍隊張發奎、黃琪翔部發動兵變，圍攻支持特別委員會的桂系李濟深、黃紹竑。隨后中共趁機發動廣州起義。事變發生后，胡漢民、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張靜江等留居上海的一批元老派中委以及西山會議派、桂系等紛紛指責汪精衛與陳公博，認為張、黃兵變與中共暴動均為汪、陳等所促成。汪精衛自知難以在國內立足，遂發表辭職引退通電，乘輪去國。“引退”通電中，汪仍表示“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不可不開，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不可不恢復，特別委員會不可不取消”。

11月22日，南京發生群眾示威游行集會，要求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請蔣介石復職，被軍警鎮壓，死傷多人，是為所謂“一一二二慘案”。慘案發生后，蔣介石要求追究查辦，借此打壓西山會議派。時在中央特別委員會負責的西山會議派人士在南京無法立足，紛紛他往。胡漢民與孫科亦出洋考察。

在這場斗爭中，蔣介石采取左右逢源的權謀之術，一方面利用粵變之后西山會議派、元老派及桂系等對汪派之譴責與彈劾，將汪逼走海外；另一方面又利用汪派促開二屆四中全會，搞垮西山會議派及中央特別委員會，從而坐收漁利。1927年12月28日，中央特別委員會宣告結束。1928年1月9日，蔣介石在南京通電復國民革命總司令職。